第六百六十六章:报纸引导
?“徐卿此法,朕以为可行。笔%趣%阁qu这样吧,徐卿且回去,整理成条律,再呈与朕批阅。待朕阅过,再交由大理寺、刑部去核准,是否与《大顺律》冲突。若无,则《大顺律》再成新法,诏告天下。”陆承启也是雷厉风行,虽然先前宽松的政治环境,给了商人许多便利。一些商人也捉住了空子,弄一些擦边球,行一些不法之事。这股风气,逐渐有蔓延的趋势。
陆承启是要振兴商业,可不是什么商业都振兴的。先前出手整治囤积食盐的盐商,狠狠打掉了贩卖人口一案,就给世人一个警醒。朝廷的忍耐是有限度的,一旦较真起来,倒霉的还是你。这些由政治释放出来的暗示,相信许多精明的商人已经嗅到一丝危险的意味,及时收手了。可还有一些掉进钱眼去的,只管赚钱,什么是良心,能吃吗?
陆承启突然想起徐崇光奏折里面首起的那则故事,觉得挺有道理的。徐崇光是进士出身,文笔那是没得说,只是原文过于晦涩,陆承启那半桶水的古文水平,只能说出个大概来。这个故事大意是:徽州有一个商人,起先只带千钱外出做小生意,后来成为一个富翁。回到家乡,吹嘘说自己有致富奇术,所以很快就积资百万。
于是,乡里闻风赶来,登门请教他的致富奇术。这个商人待客人坐定,遂开口说:“求富不难,你们先须治其外贼,后须治其内贼。那么,起家致富之道,就已经学得一半了。”众人忙问:“何谓外贼?”商人道:“外贼有五: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是也。”闻者震惊,但思其必有高论,乃细听他说奥妙:“眼睛贪恋美色,而娇妻艳妾之类,没有金屋岂能藏娇?我出数贯钱,买一个丑妇,不去管眼睛爱不爱看,照样可以传宗接代,延续香火。耳朵喜欢听悦耳之音,而笙歌乐部之类,又都是花钱的大项。不是拿银子供养着,哪里请得到堂唱,留得住家班?我就跑到田头垄上,听听秧歌,权当作丝竹清音了。鼻子的毛病,无非是要摆上宝鼎,买来龙涎,香气满室,又是一重摆设之累。我才不愿去闻其香呢。我终日躺卧于马粪堆里,也觉得挺快意啊。至于山珍海味搜罗毕致,无非是受了舌头的欺骗。我择食而不辨其味,根本不去管舌感鲜美那一套。每天喝酸腐的菜粥,也未尝不饱。最后再说说这笨笨重重的大块身体,真正臭皮囊一个,但是也是为祸最深的一个。夏天要穿细葛,冬日须裹重裘,实际上不过为他人看来美观而已,破损的却是自家辛苦积累的血汗钱。我上尊皇古之制,剪叶为衣,结草为冠,从头到脚,一文不费。这就是我治这‘五个贼’的法门。”闻者或颔首,或茫然,或做沉思状。
过了一会,又忙追问:“何谓内贼?”答曰:“内贼亦有五: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是也。”闻者变色,更洗耳恭听。“仁为首恶。所谓博施广济,要真那么做,尧舜也受不了。我在神前立过誓,永不妄行一善。这样一来,省却多少挥霍白费的冤枉钱。匹夫仗义行侠,威风是一时得逞,然而倾家荡产,到头来也是自受其苦。我想得干脆,见利忘义,落得一生享用。至于礼尚往来,古人也太不怕麻烦了。我的宗旨是来而不往,先占人便宜。智慧这样东西是造物主最忌讳的。有智慧的人必至空乏贫穷,所以我一辈子只求糊涂混沌,这样便可常保中庸,常守清福。信用如果真去履行,千金一诺,那更没甚用处。不妨口头上非常慷慨,内心存着机巧,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个没有信用的人,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人登门造访,麻烦请求。此五者即是我除这五个内贼的要诀。精而明之,不爱脸,不好舌,不惜廉耻,不顾笑骂。长此以往,则百万之富,简直易如反掌。”闻者无不绝倒。
陆承启知道,徐崇光讲这个故事,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,如果放纵商贾,那商贾就是万恶的,破坏儒学的,那大顺的根基就不在了。这和后世的《资本论》,倒是有些相似,异曲同工。
可陆承启的执政理念是什么?无农不稳,无工不富,无商不活。陆承启隐去了无工不富,就是为了布局工厂作坊,想要集约化生产。大批量生产出来了,那得卖出去才行啊!不卖出去,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?
这三个理念,缺一不可。农业生产,在这个时代,太不稳定了。一旦有个什么天灾**,颗粒无收那是常有的。朝廷要赈灾,也需要钱银,需要粮食不是?
农业不稳定,作坊也跟着受累。除了皇庄开设的工厂以外,其余都是些小作坊。最大的,估计就要数长安城外的印刷作坊了,雇佣工人超过了一百,算是“资本主义萌芽”了吧?虽然没有出现蒸汽机什么的,不过大顺可是有大纺车的,好像比什么珍妮纺织机也差不了什么。在幽州的那个棉纺厂,也是用这种水转大纺车,只需要两个人照看,一天一夜便能纺出一百斤棉花来,效率还是不错的。陆承启记得,后世教科书上的那台珍妮机,不也是八锭而已,而且也还是手摇的而已。这个水转大纺车现在已经增加到五十锭了,而且还是水力的,珍妮机什么的,在这个面前已经是渣渣。
至于商业,先前是粗放式地管理,由市场支配。但陆承启是过来人,知道这样的经济很容易进入极端,需要有引导才行。陆承启也是顺应了市场规律,先是提升了从商者的信心,然后再加以规范。不然的话,在这个伦理纲常为主的国度,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。
“看来,还是得推崇端木遗风啊……”陆承启心中喃喃地说道。
这“端木遗风”指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,就连司马迁,都在《史记・货殖列传》中以相当的笔墨对子贡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,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和仁义、诚信上的修为。因子贡复姓端木,全名为端木赐,所以这种诚信经商作风所以被称为“端木遗风”。“君子爱财、取之有道”之风,为历代正直商人所推崇。
在孔子的弟子中,子贡不仅聪明好学,仁义孝道,更是一个商业奇才,孔子曾称其为“瑚琏之器”。子贡非常善于经商之道,曾经经商于曹、鲁两国之间,富致千金,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,子贡把财富用来资助老师孔子,可以说孔子能周游七国,子贡出的力最多。“端木遗风”被司马迁总结为:“君之爱财,取之有道”的财富理念。
从先秦起,儒家对财富及仁义有着非常辨证的认识。“仁义”在儒家那里虽然是头等重要,但是儒家并不反对对“利”的追求,认为“义”和“利”并不冲突,只是对“利”的获取应该符合“义”的原则。《论语》中孔子说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”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”,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,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”等等,都是说明了这八个字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。这些都不是对“利”的排斥,而只是主张先义后利,强调“义利并生”。
只是历代统治者,都厌烦商贾走南闯北的不好管理,只好刻意打压商人了。秦朝时,商贾不能穿丝绸衣物,汉朝时,商贾申报不实没收家财,大顺前期也是这样,商贾不能科考,都是对商人的偏见。诚然,商人中有奸商,但也有好的商人,不能一概而论的。陆承启要兴“端木遗风”,自然要从他最拿手的武器入手――报纸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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陆承启是要振兴商业,可不是什么商业都振兴的。先前出手整治囤积食盐的盐商,狠狠打掉了贩卖人口一案,就给世人一个警醒。朝廷的忍耐是有限度的,一旦较真起来,倒霉的还是你。这些由政治释放出来的暗示,相信许多精明的商人已经嗅到一丝危险的意味,及时收手了。可还有一些掉进钱眼去的,只管赚钱,什么是良心,能吃吗?
陆承启突然想起徐崇光奏折里面首起的那则故事,觉得挺有道理的。徐崇光是进士出身,文笔那是没得说,只是原文过于晦涩,陆承启那半桶水的古文水平,只能说出个大概来。这个故事大意是:徽州有一个商人,起先只带千钱外出做小生意,后来成为一个富翁。回到家乡,吹嘘说自己有致富奇术,所以很快就积资百万。
于是,乡里闻风赶来,登门请教他的致富奇术。这个商人待客人坐定,遂开口说:“求富不难,你们先须治其外贼,后须治其内贼。那么,起家致富之道,就已经学得一半了。”众人忙问:“何谓外贼?”商人道:“外贼有五: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是也。”闻者震惊,但思其必有高论,乃细听他说奥妙:“眼睛贪恋美色,而娇妻艳妾之类,没有金屋岂能藏娇?我出数贯钱,买一个丑妇,不去管眼睛爱不爱看,照样可以传宗接代,延续香火。耳朵喜欢听悦耳之音,而笙歌乐部之类,又都是花钱的大项。不是拿银子供养着,哪里请得到堂唱,留得住家班?我就跑到田头垄上,听听秧歌,权当作丝竹清音了。鼻子的毛病,无非是要摆上宝鼎,买来龙涎,香气满室,又是一重摆设之累。我才不愿去闻其香呢。我终日躺卧于马粪堆里,也觉得挺快意啊。至于山珍海味搜罗毕致,无非是受了舌头的欺骗。我择食而不辨其味,根本不去管舌感鲜美那一套。每天喝酸腐的菜粥,也未尝不饱。最后再说说这笨笨重重的大块身体,真正臭皮囊一个,但是也是为祸最深的一个。夏天要穿细葛,冬日须裹重裘,实际上不过为他人看来美观而已,破损的却是自家辛苦积累的血汗钱。我上尊皇古之制,剪叶为衣,结草为冠,从头到脚,一文不费。这就是我治这‘五个贼’的法门。”闻者或颔首,或茫然,或做沉思状。
过了一会,又忙追问:“何谓内贼?”答曰:“内贼亦有五: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是也。”闻者变色,更洗耳恭听。“仁为首恶。所谓博施广济,要真那么做,尧舜也受不了。我在神前立过誓,永不妄行一善。这样一来,省却多少挥霍白费的冤枉钱。匹夫仗义行侠,威风是一时得逞,然而倾家荡产,到头来也是自受其苦。我想得干脆,见利忘义,落得一生享用。至于礼尚往来,古人也太不怕麻烦了。我的宗旨是来而不往,先占人便宜。智慧这样东西是造物主最忌讳的。有智慧的人必至空乏贫穷,所以我一辈子只求糊涂混沌,这样便可常保中庸,常守清福。信用如果真去履行,千金一诺,那更没甚用处。不妨口头上非常慷慨,内心存着机巧,让天下人都知道我是个没有信用的人,那样永远也不会有人登门造访,麻烦请求。此五者即是我除这五个内贼的要诀。精而明之,不爱脸,不好舌,不惜廉耻,不顾笑骂。长此以往,则百万之富,简直易如反掌。”闻者无不绝倒。
陆承启知道,徐崇光讲这个故事,其实只想说明一个问题,如果放纵商贾,那商贾就是万恶的,破坏儒学的,那大顺的根基就不在了。这和后世的《资本论》,倒是有些相似,异曲同工。
可陆承启的执政理念是什么?无农不稳,无工不富,无商不活。陆承启隐去了无工不富,就是为了布局工厂作坊,想要集约化生产。大批量生产出来了,那得卖出去才行啊!不卖出去,拿什么给工人发工资?
这三个理念,缺一不可。农业生产,在这个时代,太不稳定了。一旦有个什么天灾**,颗粒无收那是常有的。朝廷要赈灾,也需要钱银,需要粮食不是?
农业不稳定,作坊也跟着受累。除了皇庄开设的工厂以外,其余都是些小作坊。最大的,估计就要数长安城外的印刷作坊了,雇佣工人超过了一百,算是“资本主义萌芽”了吧?虽然没有出现蒸汽机什么的,不过大顺可是有大纺车的,好像比什么珍妮纺织机也差不了什么。在幽州的那个棉纺厂,也是用这种水转大纺车,只需要两个人照看,一天一夜便能纺出一百斤棉花来,效率还是不错的。陆承启记得,后世教科书上的那台珍妮机,不也是八锭而已,而且也还是手摇的而已。这个水转大纺车现在已经增加到五十锭了,而且还是水力的,珍妮机什么的,在这个面前已经是渣渣。
至于商业,先前是粗放式地管理,由市场支配。但陆承启是过来人,知道这样的经济很容易进入极端,需要有引导才行。陆承启也是顺应了市场规律,先是提升了从商者的信心,然后再加以规范。不然的话,在这个伦理纲常为主的国度,商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。
“看来,还是得推崇端木遗风啊……”陆承启心中喃喃地说道。
这“端木遗风”指的是孔子的弟子子贡遗留下来的诚信经商的风气,就连司马迁,都在《史记・货殖列传》中以相当的笔墨对子贡这位商业巨子予以表彰,肯定他在经济发展上所起的作用和仁义、诚信上的修为。因子贡复姓端木,全名为端木赐,所以这种诚信经商作风所以被称为“端木遗风”。“君子爱财、取之有道”之风,为历代正直商人所推崇。
在孔子的弟子中,子贡不仅聪明好学,仁义孝道,更是一个商业奇才,孔子曾称其为“瑚琏之器”。子贡非常善于经商之道,曾经经商于曹、鲁两国之间,富致千金,是孔子弟子中的首富,子贡把财富用来资助老师孔子,可以说孔子能周游七国,子贡出的力最多。“端木遗风”被司马迁总结为:“君之爱财,取之有道”的财富理念。
从先秦起,儒家对财富及仁义有着非常辨证的认识。“仁义”在儒家那里虽然是头等重要,但是儒家并不反对对“利”的追求,认为“义”和“利”并不冲突,只是对“利”的获取应该符合“义”的原则。《论语》中孔子说:“富与贵,是人之所欲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处也。贫与贱,是人之所恶也;不以其道得之,不去也。”“富与贵,人之所欲也”,“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”,“富而可求也,虽执鞭之士,吾亦为之”等等,都是说明了这八个字“君子爱财,取之有道”。这些都不是对“利”的排斥,而只是主张先义后利,强调“义利并生”。
只是历代统治者,都厌烦商贾走南闯北的不好管理,只好刻意打压商人了。秦朝时,商贾不能穿丝绸衣物,汉朝时,商贾申报不实没收家财,大顺前期也是这样,商贾不能科考,都是对商人的偏见。诚然,商人中有奸商,但也有好的商人,不能一概而论的。陆承启要兴“端木遗风”,自然要从他最拿手的武器入手――报纸。(未完待续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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